浅析中韩文化争论的原因及其影响和应对策略

【摘要】在中韩双边关系不断提升的情况下，近年来两国的文化冲突却有增无减。本文主要对这种文化冲突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解读，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韩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强硬急躁的“半岛性格”、回忆自身历史时带有的历史悲情主义情绪、“汉江奇迹”带来的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中韩两国对于彼此的认知“错位”等因素引起的。并在此基础上简析中韩文化争论对于中韩关系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关键词】 中韩文化争论 韩国民族主义 民族性格 历史悲情主义

中韩是隔海相望的近邻，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两国文化的同质性是双方关系深入发展的背景因素，因为在文化思想方面两国都受着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东亚文化思想传统的深刻影响，两国民众的天然亲近感和相近的文化传统使两国国民比其它国家的国民之间更容易互相理解和沟通，这为双方加强交流、增进彼此间的理解、扩大相互间的共识、深化全面的互利合作关系提供了天然的结合点和认同感，使两国更容易“寻求友谊、繁荣文化”。中韩正式建交以来，在“韩流”“汉风”的浪潮下，两国的文化交流更上一层。然而，在这种交往密切的大趋势下，两国却时不时出现抵触情绪，尤其是近几年，两国民间不和谐声音日益强大，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中韩两国在历史文化问题上的争论。

一、近年来中韩民间文化争论的表现

中韩民间文化争论主要体现在韩国对中韩历史的选择性叙述，这种对于中韩历史的选择性叙述自韩国经济腾飞以来即已经开始。建交以来，中韩双方在中韩关系和韩国历史文化问题上的争论，本质上属于韩国明确其身份认同的争论，中国因其与朝鲜半岛的特殊历史，被动的卷入了这个争论过程。

以下是目前在网络上盛传的关于中韩文化争论的事件：两国在中医针灸、活字印刷、书法，以及一些历史文化名人的国籍等问题上，存在诸多争论。例如，2007年8月，一部名为《蚩尤天皇》的韩国历史小说将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的蚩尤追溯为韩国祖先；2007年6月，某韩企声称豆浆是韩国人所发明，更引韩剧《大长今》画面将之称为“韩国国饮”； 2007年3月，韩国历史剧《朱蒙》，遭中国网友痛批丑化汉朝，美化韩国，扬言抵制；2006年10月，韩国在德国举办“韩国是印刷术的起源国”展览； 2006年10月，韩国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界遗产，甚至有韩国学者“考证”认为，神农氏和李时珍都是高丽人；2006年10月，一篇在网上流传的《韩国史》地图将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大分领土划入古代韩国版图……

但是经过官方证实的、引发较大影响的文化争论事件如下表所示： 时间 2002-今 争论内容 檀君、箕子朝鲜、高句丽等相关韩国民族起源和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 韩国举措 尊檀君为韩国民族之起源。弱化箕子朝鲜的历史。高句丽的历史成为韩国的历史。 中国观点 檀君是神话传说。箕子朝鲜是历史事实。高句丽是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 2005年1 月 汉城被改为首尔 时任首尔市市长的李明博在市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把汉城的中文名译为“首尔”。“汉城”一词不再使用。 2005年11 经过韩国的申请和活动，月 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江陵端午祭” 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 无形遗产著作”。 1970-2005 汉字的使用 从1970年到1999年，韩国大量停止使用汉字。2000年解除对汉字使用的部分限制。韩国国内存在着激烈的反对势力。韩国政府2005年2月提出了《推动汉字并用方案》，宣布全面恢复已经使用和已经消失多年的中国汉字和汉字标记。 长白山天池、间岛属于朝鲜民族，黄海划界上坚持中间线原则韩国占领苏岩礁并将1月18日定为“苏岩礁日” 中国舆论认为这是“去汉化”的重大举措。也体现出韩国方面对于话语权的争夺。 中国舆论分化：一派认为“端午祭”源于中国“端午节”。另一派认为“江陵端午祭”是和中国的端午节完全不同的韩国传统节日 韩国无法割断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汉字和中国文化的联系 1992年以来 领土纠纷 中国与韩国在陆地上并不接壤，无领土纠纷。中国与韩国在苏岩礁不存在领土争端。但黄海存在划界问题。

在上述可以确认的争论中，除了领土问题之外，其他问题都属于所谓“软权力”的问题。由于韩国构建自身民族身份牵涉到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认同，因此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关注。韩国在其民族认同问题上对历史的选择性叙述，导致中国认为其东亚历史文化的话语权地位受到冲击。

在这里，我们例举中韩文化争论中的两个比较典型的事件（即围绕“檀君”和“高句丽”问题所引发的国史争论）来分析韩国在中韩文化争论背后所隐藏的动机。

首先，韩国在其民族国家形成和存续的叙述中弱化与中国历史的联系。

一个民族形成国家的过程，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挖掘独立于其他民族的个性特征，以此辨明身份，加强民族心理认同。而民族心理认同是本民族形成的情感基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其来源问题。[1]神话通常构成民族心理的源头。民族心理的内核一经形成，就自然地支配了本民族的情感和认知。关于民族形成的神话可以通过拉大和临近的民族的心理距离而加强本民族的独立性，增强民族内部的认同。“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可以有深浅强弱的不同。为了要加强团结，一个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民族的标志。还常常把长期共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喜闻乐见的风格，加以渲染宣扬，提高成民族形式，并且进行艺术加工，使人一望而知这是某某民族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民族风格。”[2]由于大多数人(无论中国人或韩国人)对“檀君”朝鲜、

箕子朝鲜、卫满朝鲜、三韩、高句丽、新罗、百济、高丽和李氏朝鲜之间的关系不清楚，由此导致韩国官方和学者在叙述历史上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和导向性。韩国官方和学者普遍采信关于“檀君”的神话传说，作为自己民族的来源。这和中国有历史明确记载的“箕子朝鲜”的故事不符。韩国的这种选择性叙述，旨在别除其民族国家形成上的他国因素，凸显本民族的主体性。关于“檀君”的传说，韩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网站，直接将其定位韩国民族的来源。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腾飞，滋长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导致韩国史学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国史论争”。新兴民族主义者主张檀君为史实，应写人正史和教科书，如韩国1990年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国史》，其中就有“檀君和古朝鲜”一节，明确断定“古朝鲜为檀君王俭建立”。直至21世纪初，檀君逐渐被直接以韩民族的创始人的身份被写进教科书。尽管这位在位1500年的君王实在让人生疑，但是此段历史说明，韩国塑造民族身份的过程是伴随着国家独立、经济腾飞和历史的重新书写的，此间，必然淡化他国文化的影响。

其次，韩国通过混淆“高句丽”和“高丽”的历史，以确立民族国家来源的延续性。 除了在韩国民族形成源头的选择性叙述外，韩国在朝鲜历史演进过程中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问题上也凸显其强烈的主观选择性。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边孤政权高句丽的历史归属问题，韩国方面一直穷追猛打，不放弃称高句丽是韩国历史的说法。跨越汉朝到唐朝历史的“高句丽”，发源于中国汉朝治下的东北地区。公元前194年，汉高帝所封的燕王卢给出逃匈奴，其部将燕人卫满占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南)自立为王，国号仍称朝鲜，历史上称其为“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被汉武帝所灭。汉朝在卫氏朝鲜旧地置乐浪、临屯、玄冤和真番四郡，历史上称其为“汉四郡”。[3]四郡之下设有很多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汉武帝破卫氏朝鲜后，以高句丽为县，隶属于玄冤郡。高句丽作为国号，则为公元前37年扶余国王的庶子朱蒙建国开始有的。始分布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至吉林省集安市一带，后统治地扩展至朝鲜半岛北部。此国历史为中国学者认为是中国史之组成部分，为当代韩国学者不认同。无论是从语言还是从政权建立、扩张的历史记载和现代考古结论而言，都已经证明高丽和高句丽并非继承关系，即高句丽不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2003年12月9日，韩国古代史学会、韩国考古学会、韩国近现代史学会第17个学会在汉城历史博物馆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应立即停止把高句丽史编人中国历史的行为。此外，韩国还在高句丽问题上选择性地不论及唐朝援助新罗将日本逐出朝鲜半岛的辉煌战果(保卫了朝鲜半岛独立国家的存续，长达900余年)，此外韩国还极力弱化明朝万历年间中国出兵帮助朝鲜成功抗击日本丰臣秀吉侵略的历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选择性的叙述不意味着对显著的历史记载进行随意性的改变。但是，韩国可以通过这种选择性的记忆，弱化他国因素，突出本国主体。

中韩文化之争虽然只是个文化层面、学术范围的民间性争论，充其量只能说是中韩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不会过多地影响到中韩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但是，这一系列的文化争论却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厌韩”情节，事实上我们应该客观理性的看待中韩文化之争，并对韩国人的做法给予适当的包容，从而体现出大国国民的民族气概和文化修养。另外，从这些文化争论中我们所看到的韩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更应该反思出现这些争论的深层原因。 二、中韩文化争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中韩文化争论主要是由韩国挑起的，因此以下主要从韩国方面寻找原因。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韩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强硬急躁的“半岛性格”、回忆自身历史时带有的历史悲情主义、“汉江奇迹”带来的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中韩两国对于彼此的认知“错位”等因素引起的。

(一)韩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民族性格，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要确立民族自信心和自立、自我的民族意识，以实现复兴韩国的民主理想。

民族主义的特征或称民族个性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形成的，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有本国的还有国外的，有稳定的和偶然的。从韩民族起源及民族主义发展进程中不难看出，韩国民族性格的形成受到了地理环境、历史经历、传统文化和现实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形成了区别于他国的独特的民族个性。民族主义是传统文化的沉淀和现代化的反映，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的整体性格和行为方式。尤其是民族主义性格较强的国家更是如此。民族主义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从深层次上说，是对国家政治文化形成的影响，尤其明显的是影响政治精英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韩民族具有较强的民族性格，其对外政策也带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也可以看作是韩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又一特征。总结起来，韩国民族主义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民族成份单一，传统文化内部同质性极高，“民族自豪感”较强，具有明显的“同质性”。自古以来，韩民族在朝鲜半岛过着比较封闭的生活与外界接触较少，而且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尤其是人口流动更少。于民族构成而言，由于很少与外界进行人口流动致使朝鲜民族的民族构成相当单一，几乎都是朝鲜族人，其比重大于98%。文化方面得益于本国民族主义者整理和保存，保持了相当完整的朝鲜民族文化，而且人民对其文化认同比较一致。所以，基于民族构成单一和文化一致性，导致朝鲜民族的“同质性”相当高。因此，在对外政策中推崇其民族文化成为外交的一部分。“文化中心论”和“民族自豪感”外溢，推崇其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民族文化和民族性的优越，必然产生外溢效应，并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对其进行宣传”。[4]近些年，韩国电影电视剧、韩语热潮、韩国服饰及韩国艺术的风靡，正是这种政策的体现。

第二，以文化标识为基准、文化整合为目的，对本民族文化存在“认同性”。从韩民族传统出发，韩民族特别推崇祖先、仰慕强者，并由于“同质性”，使个人和民族融合而存在一种国民整体感。对于他们而言，祖先的辉煌就是他们的光荣，个人的光荣便是整个韩民族的光荣。基于崇尚祖先的民族性，特别注重“文化历史共同体”的维护，视其族裔传统文化为滋养民族和民众的沃土和唯一的文化来源，使韩国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遗留存在一种特殊的感情，具有较强的“认同性”。加之“文化中心论”的民族主义感情要求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认同这些文化遗产便成了民族主义者的目标。它成为民族集体自豪和爱国主义的一部分，从而深刻地影响着对外政策的制定，在寻求政策合法性和贯彻实施方面起着首要作用。

第三，国土面积相对狭小，地理位置特殊，安全心理较强，因此带有利己排他倾向。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度，又因其地理环境特殊，造成朝鲜民族对于生存的心理需求强于其他国家，在努力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也培养出了民族性格中的排外倾向。正是由于它的闭关自守，排外态度，被西方人称之为“隐士之国”。另一方面就是近现代因素，排他性也是在朝鲜沦为殖民地的进程中形成的。20世纪初日本吞并朝鲜民族，

朝鲜成为其殖民地，而这也正激起了朝鲜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思潮在抵抗外国侵略的进程中成熟起来。二战后，朝鲜民族被人为地分裂了。“由于内部纷争和体制不同，半岛南北各自在美苏的支持下建立了国家，并且最终引发了民族间的战争，这就使得韩国形成了以反共为核心、北韩形成了以反美为核心的民族主义。”[5]从而，韩国的民族主义开始敌视并排斥同一民族的朝鲜，并出现了双重性质，即“国家统一指向下的包容性和敌视排斥北韩的排他性。”[6]而后在短短的三十间创造了“汉江奇迹”，实现了经济的大崛起。总结经济发展的历程更使韩国人感觉到自己民族文化的优越，更加突出强调本民族的集体自豪感。90年代以来，“世界化”开始成为韩国民族主义的特点，将世界看成是为国民而存在的，而韩国无疑应该处于优势地位，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性膨胀。1997年的经济危机以后美国对于韩国经济的过分管理干预，在韩国看来是伤害了韩国民众的自尊心，一时间激起了韩国民族主义。从而在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凸显了以支持国货为表现的民族主义排他性。

最后，二战后在国民教育理念下逐渐形成“自强自立”精神和较高的“警惕性”。韩民族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精神，这种性格形成的直接因素就是受到了二战后形成的教育理念的影响。韩国光复后，首先强调的是教育的民族性和民主性及弘益人间的教育理念，民主理念的确立在二战刚刚结束这一历史背景下是必然的结果，而民族这一理念的确立和国家理念的强化则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儒家文化强调家庭集体和社会的相互尊重，这对韩国民族主义观念具有潜在的促进作用。在儒家“自强精神”的基础上，陆九渊又提出“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语言”的思想。而所谓的国民精神教育就是要确立民族自信心和自立、自我的民族意识，培养民族自尊和民族复兴的责任，确立民族主体性，以实现复兴韩国的民主理想。”[7]因此可以看出，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培养出来的韩国民众和领导者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性格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正是由于韩国对外政策带有较强的民族性格，使得韩国在处理周边国家和世界事务时经常受到本国民族主义特征的影响，这也是韩国制定对外政策也是其挑起中韩文化争论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二）韩国对历史的选择性叙述被中国理解为是带有某种意识形态导向的价值观的表现，并因此挑战了中国对东亚历史叙述的话语权力。在当今公共外交时代，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显然认识到民族心理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对国际关系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这便是中韩近年来历史文化争论的思想背景，同时，韩国受其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所形成的“半岛性格”容易使韩国对本民族的身份认同产生强烈的敏感，甚至是过激的反应，在回忆和叙述自身历史时产生的历史悲情主义情绪，这些都是中韩双方在一系列文化历史问题上产生强烈对抗的主要原因。

在确定本民族的身份和激发民族精神方面，历史叙述往往采取两种常用的手段：历史英雄主义和历史悲情主义。“历史英雄主义是对历史上本民族英雄和精英以及他们创造的伟大功绩的集中叙述，用以产生历史自豪感。而韩国选择利用历史悲情主义来叙述自己的历史。历史悲情主义是对历史上本民族发生的不幸、悲剧和屈辱的一种伤感的非理性的集体记忆”。[8]在塑造民族心理和激发民族精神方面，利用历史悲情主义进行教育，并非韩国才有，东亚国家多数因为近代史的不幸，或多或少均受这种教育观念的影响。关键是这种思想一旦成为集体共有的意识，并贯穿决策系统的话，则会对国家的对外关系产生重大效

用。在这种集体情绪中，人们会拘泥于对历史问题的片面的、选择性的记忆而不能全面正视过去，对自身的不幸历史和现在的身份过于敏感，因此也极大地影响到反观自身和观察别人的视角，从而构成现实层面的诸多问题的症结。能否走出这种情结，影响到民族心理的现代性。

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来自韩国与中国的特殊的历史关系、地缘政治上的夹心地位以及近代被日本殖民的历史。“在现代转型时期，历史悲情就有可能以非理性的面目展现出它的力量，尤其在身份认同上体现出非理性的特征，其政治层面的体现是激烈的民族主义情

[9]鉴于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可能会进一步加深这些情绪，结”。而韩国的民族心理的现代转型

还需要中国方面的合理回应，也就是说，中国有意无意介入了韩国现代民族国家心理形成过程，因此，作为最重要的邻国，中国有必要正视这个问题。

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和民族气质的形成是与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朝鲜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在半岛上完成的。背靠实力强大的大陆中国，隔海与日本列岛相望。半岛居于两强之间，其国家之存续必然受到两强的影响。忽必烈于公元1274年和1281年两次远征日本，均从半岛出发，因战舰之粗劣和台风的影响而失败。而日本在唐朝、明朝和晚清的三次侵略大陆的过程中，均以朝鲜为首先打击对象。这种半岛经验会给朝鲜民族形成夹缝中生存的受害者情结体验，并对当代韩国的对外战略产生重大影响。韩国盛行“三国志”的研究，希望在当代韩中日、韩美中、韩朝中、韩俄中等一系列的三角关系中占据反客为主的核心地位，即是这种地缘政治的典型思路。在抗议政府进口美国牛肉和其“独岛”(日本称竹岛)的民族情绪表达中，韩国人的表现居然上升到自焚和断指的程度。学者们把韩国的这种激烈的情绪释放特质叫做“半岛性格”。而有的学者则将“急性子”直接命名为“半岛性格”。[10]有学者认为，韩国既不是大陆也不是岛国，她位于二者之间，担负着桥梁和通路的作用，所以总是受到强大文明的侵人，这是宿命。在这种宿命的关系里，半岛人总是按强大国家的脸色行事，在顺从和反抗的不断往复中培养了既不是“大陆德行”，也不同于“岛国德行”的一种“半岛德行”。总的说来，这种半岛德行，有一些心灵上的封闭性，也有在主张自我的同时控制自己的心理，可以说是“泪水与笑脸”同在。还有对大陆文化的自卑与对岛国文化的优越感。[11]

韩国的现代文化即是在半岛所特有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形成。其典型特征是吸收东西方三大文明成果。韩国学者认为:“韩国现代文化就是深厚的儒教伦理、日本的殖民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复合互补”，这三者“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融合，共同构筑了富有韩国特色的现代文化模式”。[12]这种吸收外国文明优秀成果的历史，在半岛性格因素的催化下，容易使韩国对本民族的身份认同产生强烈的敏感，甚至是过激的反应。它会使韩国对历史和文化的叙述由悲情主义转向英雄主义，相当固执的坚持文明的首创性和独立性。而中国作为对韩国传统文化产生最大影响的国家，对于韩国方面的提法和说法，同样因为近代以来历史悲情主义因素作用，产生强烈的反应。这是中韩双方在一系列文化历史问题上产生强烈对抗的主要原因。

（三）“汉江奇迹”促使崛起的韩国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历史的耻辱感，这是韩国挑起中韩文化争论的直接原因。

大韩民国于1948年8月15日宣告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国民经济带有严重的殖民地性质，国家贫困市场狭小，资本主义刚刚

兴起。但是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实行了“出口主导型”开发经济战略，推动了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短短30间内，韩国由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中上等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发展被称为“汉江奇迹”。

“汉江奇迹”让韩国从一个纯农业国、一个满是战争后留下的焦土和废墟、一个资源相对贫困的国家发展上升为一个人均年收入超一万美元，并已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工业国，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人惊叹和佩服。终于在世人面前扬眉吐气一回的韩国人至上而下无不充满强烈的自豪感，随着韩国战后一代人的出生与成长，以及韩国本土史观的建立，韩国人的自我意识开始不断高涨起来，从中韩文化争论中韩国人处处“唯我独尊”的观念就体现出了韩国人这种强烈自我意识的极端心态。这种心态反映到其对待中韩历史问题上主要就是：

第一，对于中韩历史上的朝贡体制的全面否定。

中国和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关系受朝贡体制影响深远。历史上的事实是，中国式的朝贡体制在实际影响上有一个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的特质:中国不谋求占领、征服和剥削朝贡国家，相对的维护了周边弱国的体制完整和经济独立。这是由中国源自中原的礼治体系决定的。朝贡体系是中原王朝内在统治秩序的外化，其核心追求是满足道德上的优越感。中国在王朝最强大统一的时期，选择了最合适的东亚独特的国际关系体系，最大限度的维护了整个体系的稳定和和平。这比同时期西方的国际体系要人道和有效得多。当然，这个体系仍然是不平等的，这的确是这个体系的缺陷。但是，我们无法超越历史的时代局限，要求古人实现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主权平等原则。随着中原王朝的崩溃，朝贡体系解体。但其影响至今不散，其中之一就是韩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和对朝贡体系的完全否定。甚至在韩美牛肉风波中，抗议的韩国民众还攻击韩国政府对美国也搞“朝贡外交”。韩国显然是把当年的朝贡当成了屈辱历史储存在记忆当中了。但是，以明朝为例，朝鲜当年对中国的朝贡并非来自一种武力强制，而是其自愿的行为。并且，朝鲜在朝贡体系当中，得到了贸易上、文化上和国家安全上的最大好处。虽然李朝和中国在历史上维持了和平友好往来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存在于朝贡体制之中，李朝朝鲜即便有感激，也为当代韩国的历史书写者所不能接受，这便是悲情历史观的真实写照。古代的中朝朝贡关系，不等同于近代西方列强与殖民地之关系。其根本区别在于中国不以灭其国家、占其领土、掠其资源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被韩国方面刻意忽略。

第二，对被征讨、占领和殖民的历史的耻辱感。

朝鲜半岛在历史上曾长时间是中国的属国和势力范围，近代以来又遭受日本侵略、被美苏一分为二、朝鲜战争，这些历史加强了韩国民族心理的受害者情结。近代的屈辱历史成为中国和朝鲜民族的共有的记忆。晚清和近代以来的韩国历史和中国的关系颇多曲折。总的来说是一个脱离传统历史、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其中，日本侵略后又实行暴力殖民的因素则对韩国现代民族心理的形成产生了屈辱感的影响。此外，朝鲜半岛分裂的状态也加深了韩国民族心理中的危机和屈辱感。这些都让崛起的韩国人心中蒙上一层难以抹去的羞辱和愤懑，正是这种羞辱感和心中憋着的愤懑激起了全体韩国人民空前强烈的复兴意识。崛起的韩国面对过去屈辱的历史，只有使出浑身解数去编造、甚至歪曲史实以为自己正位，提高民族自豪感，实现民族的复兴。

（四）在中韩两国关系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中，容易产生相互认知的“错位”，中韩民间产生的互相不满情绪是在双方交流过程中对对方幻想破灭而发生的现象。中韩互相认知的“错位”应该是解读当前中韩文化冲突和中韩民间关系出现风波的基本原因。

中韩建交之初，中国人为韩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和成功发展模式所震惊和折服，中国经济对韩依存度大增，钦佩、学习甚至仿照，成为对韩认识的主流。中国人发现韩国经济发展经历的历史过程和遇到的问题，与当今中国所遇到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两国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更是具有相同的特点。蜂拥而来的韩国企业以及随之而来的韩国产品、韩国文化都无一例外受到中国人的欢迎，“韩流”能够在中国广泛流传并大获成功确实与此背景有着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韩国出现金融危机，经济长期处于不景气状况，韩国经济对华依存度增大，大批韩人进入中国后所表现出来的与中国文化的差异，使中国人对韩国的圆满印象开始变化。近年发生的历史争执问题，以及韩国在华企业“集体逃亡”和申请“双龙”破产过程中韩人工会抗议等事件，更是刺激了中国人对韩国的不满情绪和轻视心态。

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亦然。开始韩国人曾为韩国资本、企业进军中国市场，成为推动韩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欢欣鼓舞。但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后，韩国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逐年增高，韩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困难的增大以及在双边关系快速发展中不可避免发生的经济摩擦和冲突，韩人对于中国的态度逐渐转变为恐惧中国的高速发展会成为韩国的竞争对手，疑惧心情油然而生，成为导致双方民间感情变化的根源。

在中韩建交之初，双方曾为两国历史文化联系久远而津津乐道，曾得到中国朝野支援的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成为“显学”，受到双方学者的重视。然而，随着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先是韩国一批歪曲历史真实面貌、显现盲目自大心理的历史小说问世，虽并不代表韩国主流社会和学者的主张，却激起了中国部分国人的反感;随后又出现韩国对于中国东北工程的误解以及高句丽历史问题等争执，韩国人对华误解日深，并且将本与现实问题关系不大的历史问题，有意无意地误认为中国强大后的“扩张”行为。中韩文化交流史和韩国独立运动史的研究不再为人重视，某些历史问题争执上升为研究主流。虽然两国政府及时就此达成共识，成功制止了事态的恶化，但事态似乎并未完全平息。中国社科规划办已明确规定:凡涉及有可能引起与中国周边国家边境争执的课题不予立项，但韩国由官方提供巨额经费的重要历史财团却没有采取同步行动。历史问题争执依然时隐时现，成为双方民间关系出现波折的又一原因。

在对待网络上流传的各种怪论和假新闻上，双方媒体不负责任的随意刊载，也扩大了两国互相认知的“错位”，起了不良的作用。韩国媒体的特点历来是大量报道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较少报道相关中国的正面新闻，这可能与韩国媒体自身的报道特点有关，即片面报道炒作负面新闻，以增强和提高其收视率或销售业绩;中国媒体对于韩国的报道不仅在数量上多于韩国对中国的报道，而且在公正性方面要强于韩国，韩国正反面的新闻，中国都有较为充分的报道，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韩国式的新闻报道特点开始影响中国媒体，一些年轻的记者为提高收视率和扩大媒体的影响，热衷于负面新闻的报道，一见奇谈怪论便兴奋不已，甚至不小心陷入假新闻的陷阱。两国的新闻媒体对于当今中韩文化冲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非常值得检讨的。

三、中韩文化争论对于中韩关系的影响及其对策

韩国这些年的对外政策是韩国对近现代史反思的产物，而且与地缘政治观念密切相关。由于历史恩怨，韩国对周边大国一直怀有疑虑和敌视心理，认为外部世界充满敌人，最好远离外部世界。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是还会不时地反映在韩国的对外政策中。而韩国周边客观环境更是为这种警惕性心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中韩文化争论除了涉及到中韩的双边关系，如果我们再放宽视野，东北亚即是一个国际系统。这个国际系统等同于一个国际社会，它应该由一系列的规范支配。国家被从理性目标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得到塑造。而目前的东北亚缺乏一个清晰并且有效的规范系统。仅仅能够从传统主权至上的原则中梳理东北亚国家间的关系。换言之，中国和韩国均出于传统民族国家塑造和形成的阶段。这不得不令建构主义者觉得悲观。主权至上的黎塞留原则源于欧洲近代国际关系，传统东北亚的国际体系是朝贡体制，根本就不存在主权意识。伴随着朝贡体制的崩溃，主权至上逐渐成为该地区唯一清晰的国际社会规则。而对于东北亚国家而言，目前仍然处于一个对主权至上逐渐吸收、运用和适应的阶段。主权至上原则首先表现为主权问题上的刚性，主权争夺是双边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中国与韩国和朝鲜在长白山天池、延边等问题上有争议，在黄海大陆架问题上有争议。此外，主权至上还表现为民族主义情绪的普遍存在，而民族主义情绪则又纠缠了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清算过程。[13]鉴于中韩等国在历史观和文化观念上的争论，东北亚离价值观体系的大致一致也相去甚远。中韩双边关系自1992年以来经历了十多年的蜜月期后，开始全面审视对方。因为特殊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形态和中国对韩国的历史影响，双方处于“清算”过程中。表面上看来，韩国在历史问题上是处于发动者的角色，中国对韩国的行为是被动的。事实上是因为双方在建交前相互隔阂了四十多年，中方并不了解韩国在这些年里所发生的社会变迁。既然现在的事实已经如此，那么，中国应该认识到韩国的民族心理的形成还需要中国方面的合理回应，也就是说，中国承担了韩国现代民族国家心理形成的评判者的角色，中国也卷入了韩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历史进程。

其次，韩国在其民族认同问题上对历史的选择性叙述，导致中国认为其东亚历史文化的话语权地位受到冲击。而韩国方面自认为其行为与中国没有关系，这就使双方的观念冲突成为必然。那么，韩国民族身份的认同到底和中国有没有关系呢?或者说，一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和他国有没有关系?“身份”是建构主义十分重要的概念。“而构建身份恰恰不是某一个行为体在单位层次上单纯的自我设定，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互动与社会承认的结果。也就是说，身份的认同是具有社会性和系统性的。韩国的身份构建不能单纯的以自身的认

[14]定为唯一标尺。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和他方意见的正确回应，才是构建身份的必由之路”。

当然，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认同是历史性的，即它会随着不同历史阶段行为体对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的变化而重新界定。因此，国家的身份(包括形象和特征)是随着国家间互动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国家间相互制造(建造)了国家，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此，韩国现代国家的缔造虽然在1948年独立后一直在进行，但是，由于其最大的邻国中国并没有参与这一过程(直到1992年)，现在韩国是在重新把其新的、旧的身份诉求展示给中国，中国不应该为韩国的不同于中国的历史观和文化观而惊诧甚至发怒。“韩国与中国的争论恰恰反应了中国和韩国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在现代民族心理和民族认同的重大核心问题上需要相互的磨合”。[15]

最后，从中国方面而言，承认和容忍韩国的现代化转型，也是自身民族心理现代化转

型的必由之路。但中国考虑双边关系应该从更大范围比如东亚和世界的角度出发，这是中国和韩国的真实地位和国家抱负之不同决定的。要确立自然的、自在的双边关系，双方必须克服历史症结，而不是简单的建立某种战略均势。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是隐藏在民族主义之后的深刻的民族心理问题。 如果不从历史价值观上逐渐冰释双方的纠葛，政治家们忙于建立的东北亚战略均势则会失去长期的有效性。中国也需要正确认知韩国在东亚和世界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在许多方面应该认识到中国与韩国的差距，虚心地向韩国学习，要有一种健全的、大度的心态理解周边邻国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可能形成的不适心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作为，使中韩关系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取得一种双赢的效果。

此外，对于容易引起两国感情冲突的历史问题，双方应该将有争议的问题搁置，如高句丽历史问题等，应避免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允许两国学者各自按照自己的观点进行学术研究，允许不同观点同时存在，笔者相信像高句丽这样的历史争议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会逐步下降，等到东亚的一体化达到欧盟这样的水准时，这些问题可能就不成为问题了。同时应该加大对于中韩文化交流历史、韩国独立运动历史等双方具有“共识”领域的研究力度，使其成为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的重要政治资源。中韩双方共同努力抓住这个契机，开展交流活动，推动中韩民间的关系的发展，弥补中韩文化冲突形成的裂缝。两国媒体，更应作出积极的努力，使其成为推动两国民间友好发展的重要渠道。两国的重要媒体间应该建立“热线”联系和合作，共同抵制和杜绝不良报道甚至是假新闻的炒作和流传，促进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两国知识分子的重要历史责任是，应该引导两国的每一位国人都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中韩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两国的民间关系一定会随之取得如同两国政治经济关系一样长足的进步。而两国久远的文化交流关系也会成为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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