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励志青春文章

文|辉姑娘

第一次去台湾是在几年前，那时住的酒店下面有一家卖炸鸡排的小摊位，令我印象深刻。

老板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开口却是标准的台式软糯腔。主动跟我聊天，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的店一定要成为全台湾最好吃的鸡排店。”

我说：“至少这附近的摊位我都吃过，觉得你家是最好吃的。每天生意也不错，应该知足了。”他表示感谢，但言辞凿凿：“我不会知足的，我就是要做出全台湾最好吃的鸡排。”

过了几年，我再去台湾，恰好又住那家酒店。刚进街口就震惊了，有一条长长的人龙从街里排出来。路人告诉我，这里有家鸡排店特别好吃，每天如果不来排几小时队都吃不上。我走到最前面，果然是那家小摊位，居然已经盖起了一家不小的店面，干净整洁，鸡排的香气半条街都闻得见。

这绝不是好高骛远，而是一种奇妙的信念笃定。

女生张大了嘴巴，男生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虽然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如果做到这些还没有成功呢?”

我笑起来：“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些，哪怕只做到了一半，你还会那么期待嫁给王思聪、取代奥巴马吗?”

然而他们从不会告诉我们，固然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梦想难以实现，但把目标调整到触手可及的谨慎人生，并没有过得多么轻松滋润。

梦想是枝头唯一的果实，看上去高不可攀，摘下它的当然不一定是你。然而与裹足不前、偏安一隅、白首方知悔恨相比，你选择哪一种结局?

伸手摘月，未必如愿，但也可能摘到星星或明灯。更重要的是，起码天空不会弄脏你的手。把人生的标准定得高一点，是信任自己并对命运负责的最佳体现。

作者：孙晴悦

大学毕业的那个六月，睡在我上铺的姑娘说，大学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男生骑着单车在宿舍楼下等她。曾经以为大学四年很长，长到可以被各式各样的男生在楼下等，长到那些小情小爱足够走到地老天荒。然而，一恍惚，大学四年就过去了，竟都未曾实现。 我做驻外记者以后，回来休假的某一年，和大学生做交流。有一个大四的男生和我说，他也想去国外工作，可是大学四年的时间都已经浪费了，什么准备也没做，本专业没学懂，英文说不好，现在还来得及吗，该怎么办?

而等到我驻外回来，我27岁的这一年，和一个90后的师妹吃饭。她说，师姐，我发现研究生读完竟然二十几岁都过了一半了，还要找工作，还要结婚，还要生二胎……

我们都曾经以为二十几岁是很长很长的，长到好像永远都不会过去一样。或者说，至少二十几岁，和我们生命中任何一个十年一样，它至少有整整十年。而十年，在年轻的我们看来，是一段特别长的日子。

但残酷的现实却并不和我们想的一样。对于大多数的我们来说，二十几岁就好像只有三年。一年在大学里无所事事，睡着懒觉逃着课;第二年在茫然惊醒中海投简历，租房子赶地铁;第三年做着不喜欢的工作，待在不喜欢的城市，在七大姑八大姨的催促下发现都该成家了呢，然后浑浑噩噩，竟然就要三十岁了。

当我第一次意识到二十几岁并没有十年的时候，我24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一年，我有一个机会去拉丁美洲驻外。很多人说，

你这么做代价太大，等你回来，就没有时间了，三年回来你都二十七八了，三十岁之前结婚生子可算是要完不成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对于一个24岁的姑娘来说，要去远方，已经没有时间了。二十几岁，要工作、要赚钱、要贷款买房、要结婚生子，这些都需要时间，并且排得满满当当的。二十几岁的时光竟然是如此紧张，好像分毫之间，一个不注意就要溜走了，好像它根本就没有十年。

敢不敢出发，敢不敢放弃国内“听上去很好”的安稳，敢不敢去那么遥远的大陆，敢不敢冒着失恋的风险，敢不敢拿女生最美的三年去换一个未知的未来。我在各种权衡以及焦虑中，发现这个世界以及时间，对女生来说都太残酷了。

后来，我坐着防弹车去贫民窟，独自住在亚马孙雨林深处的木屋里，在一场盛大的狂欢节里痛哭，在牙买加混着酒精和荷尔蒙的雷鬼乐里对自己说生日快乐。那些美妙的时刻，如同里约热内卢升腾而起的烟火一样，照亮了我的二十几岁。

在圣保罗，我认识一个86年的姐姐，南方女生，清秀美丽。一次饭局，我讲起一些拉丁美洲路途上的故事，她充满羡慕地看着我说，我只比你大两岁，但我都想不起来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在干什么。这个姐姐大学毕业就结婚了，她只记得她毕业以后就一直过着全职主妇的生活，但是张口要描述，却想不起来这些日子都是怎样飞速流走的。

Aline的二十几岁，虽然也是全职主妇，但她过得光芒四射，她想得起来这二十几岁的每一天。

生活只在于我们如何选择，既然我们都会做数学题，加加减减一定会发现，时间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愿我们的二十几岁都真真实实地，过足了十年。 网上流传着一张著名的毕业照。

一个糟糕的老师采取了一个常见的蠢办法：在毕业照中，按照成绩排名来给学生设定座位。

优秀学生紧靠校长和老师，坐在前排，聚光灯聚焦的地方;差生远离校长和老师，蜷缩在后排和角落之中。

这张毕业照之所以大名鼎鼎，乃是因为其中两个迥然不同的孩子。一个好孩子坐在校长旁边，意气风发，目光清澈。还有一个11岁的差生，站在最后一排，两臂交叉，吊儿郎当，愤愤不平。

教育，如果成为某一类人的天堂，就必然是另一类人的地狱。这个时候，天堂也不称其为天堂，或者说，天堂就是地狱。

很多年之后，那个心理扭曲的差生，辛辛苦苦想成为二流画家而不得，到处都是冷眼，到处都是嘲弄，连蹩脚的画家也做不了，怎么挣扎还是无路可走，终于把他惹毛了，惹火了，后来他干脆做了屠夫，杀人如麻，他甚至想把最聪明的犹太人给灭族了。这个差生，他的名字叫希特勒，他的歇息底里，差一点毁灭了世界。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透露，他的反犹情绪是被一位犹太学生所挑起的，然后愈演愈烈，终于不可遏制，这是导向奥斯威辛仇恨链上的第一环，也是后来种族灭绝的最终结果。

之所以感慨这样的图景，是因为当年的德国经济高速发展，教育也随之被裹挟，教育浮夸风与今天的中国何其相似?

今天这样按分排名的现象，还在我们很多学校继续上演，而且屡禁不止。对待好学生，校长请他们到五星级饭店吃大餐，喝红酒;对于差生，不仅让他坐在后排和角落里，甚至让他们戴上绿领巾，脸上刻上红字，让他们成为贼配军，鼓励他们，让他们成为孤家寡人。 我们的教育GDP都是带血的，我们正在或者将要制造更多的马加爵和药家鑫，如果条件允许，我们也可能会制造出灭绝人性的狂人希特勒。

在象牙塔中就遭遇歧视，注定很难有好的发展;没有好的发展，在社会中很可能会遭遇不公正的待遇;诸多不公正的待遇叠加在一起，就可能会彻底扭曲一个人的心灵。反过来一个心灵扭曲的人，他或许就会报复这个世界。

还是回到原先的问题上来，按分排座为什么是错误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么重大的恶果?既然明知有这么重大的危害，为什么老师还要祭出这样的杀手锏?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先看老师按分排座的主观愿望。

老师之所以按分排座，是想让成绩高的同学获得奖赏，公平地赢得成就感和荣誉感，并鼓励他们继续捍卫自己的“位置”;同时让成绩差的学生，受到诅咒和惩罚，并暗示他们，这个教室里的“位置”，很可能就是未来生活中他们的“位置”，刺激他们树立危机意识，知耻而后勇，迎头赶上，否则就是烂人一个，死路一条。 但问题是，老师的主观愿望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其判断的前提是：所有学生经过努力都能获得“好成绩”，所有学生“好成绩”都是努力得来的。同样道理，所有“成绩差”的学生都是源于不努力，所有不努力的学生都会“成绩差”。

恰恰是这个前提条件存在重大问题。即使每个同学一样努力，他们也不大可能取得一样的“好成绩”;有的学生很不努力，但成绩就是好;有的学生头发都学白了，苦学加死学，但成绩就是不见起色。更何况学生的成绩还与很多因素有关，譬如临场发挥，身体状况，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不能忽视，学生成绩还与我们老师的教学水平息息相关。

当这个前提不成立，按分排座实质就是：不看过程，只看结果的极端功利主义做法，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奖励胜利者，但这个胜利者不一定是努力者，极端一点这个胜利者还可能是作弊者。惩罚失败者，这个失败者不一定是懒惰者，甚至有可能还是一个勤奋者，只是学习不得法，而这种不得法很可能还是我们老师没尽到责任。

但我们不分青红皂白，用成绩对他们进行价值认定，不仅损害了学生的尊严，也侮辱了学生的人格，最终压抑了学生的人性的健康发展，这不是真正的教育，这是精神虐杀。

学校是一个引导人向往真善美的地方，是一个思想自由，精神明亮的场所，而不是分数的竞技场。退一万步说，就算学生因为懒惰

成绩不好，因为努力成绩出众，也不能采用这种歧视性的办法，教育不仅要看到冷冰冰的分，更要看到活生生的人。教育不仅要传达给学生的分数判断，更要传递给孩子公平、正义、民主与仁爱，还有我一直强调的慈悲。

作为老师，我们也应该维护孩子最高也是最后的尊严——在同伴面前的尊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我们判断的方法不难，两个假如就能辨析我们该不该做，能不能做。假如我是学生，假如我的孩子是学生。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能自信地进行按分排名，那你就相信你的内心，勇敢去做。

当我们承认并且意识到教育的复杂，人性的复杂，看到教育的非连续性本质，我们才能敬畏教育。真正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使得我们认识到自身的真实和暴虐之气，但我们依然相信，我们能够压制兽性，保持温暖美好的人性，走向或平坦或坎坷的前方。

前方是什么，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心里怀揣着什么。 看了“关于励志青春文章”的人还看了：